那颗原子弹之下，到底有没有冤魂？_日本_政府_广岛

一群精明的人，做了一笔复杂且看似错误的账。

大家好，今天在前往北京的火车上，我收到了一个读者转发的新闻，这则新闻挺有趣的，想跟大家聊聊。内容是关于两位中国留学生的。平时他们在国内的某平台上发布日本美食的评测视频，最近的一期视频中，他们讨论了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表示他们对死于原爆的日本平民并没有太多同情。

这种言论在国内或许很常见，视频的弹幕上甚至有人刷着“原子弹下无冤魂”的字样。可是，不知道怎么的，这段视频传到了日本，引发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因为这两人还提到自己曾获得过广岛的“和平文化”奖学金，导致日本网友甚至广岛的议员纷纷呼吁调查并取消他们的奖学金，甚至学位。

有朋友问我怎么看这件事，简单来说，我觉得，作为留学生，他们的这番话的确有些不慎。俗话说，“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如果真心想坚守民族情怀，怀着对国仇家恨的强烈情感，那他们当初就不应该选择去日本留学，或者至少不该接受广岛的“和平文化奖学金”！这份奖学金显然是广岛为了争取国际同情而设立的，结果你一边拿着这个奖学金，一边又在视频中发表“原子弹下无冤魂”的观点，这两边的好处你都想占，哪有这么划算的事情呢？

如果真有气节，何不直接退回奖学金，对日本人说一声：“谁稀罕你们的奖学金！我只想光明正大地爱我的祖国！”这样说出来会多痛快。其实，建议这两位留学生以后也别再拍那些日本美食试吃视频赚取国内流量了，学业有成后，还是尽早回国报效祖国。在国内，你说什么话都能获得支持。

接下来说说另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造成了超过20万日本平民的死亡。那这些死者有没有冤屈呢？我个人支持这两位留学生的观点，在原子弹下的死者，绝没有冤屈。这一切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自作自受的后果。

那20多万死者，即便化作厉鬼索命，也应该去找发动并维持这场战争的军国主义者算账。即便我们中国人持此观点，很多日本良心的历史学者也这样认为。比如日本的左翼历史作家半藤一利，他在书中指出，日本在二战末期遭遇原子弹是自找的，那个时候的日本已经是一个病入膏肓、陷入疯狂与无可挽回的社会体系。

美国对日本的轰炸并非一开始就直接投入原子弹。初期，甚至因为轰炸机的飞行距离和载弹量的限制，美国先是空投了大量传单，传单上写着一些荒谬的内容：美国告诉日本民众，盟军胜利在即，应该去天皇那里施压，促使他结束不必要的抵抗。从这些传单来看，美国显然误解了日本民众的处境——他们把日本国民当作现代社会的公民，认为只要让他们认识现实，逼迫政府投降就能结束战争。然而日本的社会体制完全不同，普通百姓只是战争的牺牲品，没有能力左右国家的方向。

随着战局恶化，盟军的轰炸越来越严厉，虽然不断加大火力，造成了日本大量平民的死伤，但并未让日本政府有任何改变的迹象。那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视老百姓为消耗品，认为若现在不死，终究会为“玉碎”献身。

1945年7月26日，美国、英国和中国三国联合发布了《波茨坦公告》，这成为二战中盟国发布的最后一份声明，声明中明确提到：“日本应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否则将面临迅速而彻底的毁灭。”这个声明很快送到了天皇裕仁的手中。当时的东京已经经历了三次以美国凝固汽油弹为武器的“李梅火攻”，城市大面积遭到毁灭，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于非命。裕仁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显然，他也知道日本已经无法支撑下去。

当裕仁看到了《波茨坦公告》时，虽然他未必完全理解“迅速而完全的毁灭”具体指什么，但他肯定意识到，美国准备采取比之前更为残酷的方式对待日本，于是他召见外相东乡茂德，立即表达了让内阁考虑停战的意向。

如果当时的内阁能迅速响应、按裕仁的意思及时投降，他们是有机会避免接下来的原子弹袭击的。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内阁成员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知道不能再撑下去，政府也开始着手商议如何结束战争。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两个因素导致了日本决策的偏离。

首先，日本决策层仍然寄希望于苏联的调停。1941年，日本和苏联签署了《日苏互不侵犯协定》，当时日本对这一条约并不看好，认为它挡住了日本“北进”的道路。然而随着战局恶化，这个条约成了日本唯一的救命稻草。很多日本政治人物还相信斯大林一定会帮助他们实现“体面”的战争结束。

这个想法完全脱离现实——斯大林根本不会“帮”日本，他们的战争已经没有回旋余地，而日本决策者对这一点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苏联最终在8月8日宣战并侵入满洲，彻底打破了日本的幻想。

在这一阶段，日本陆军的大臣阿南惟几提出，如果内阁在面对《波茨坦公告》的威胁时完全屈服，军方的士气将会大幅崩溃，尤其是在日本国内鼓吹“一亿总玉碎”的氛围下，军队如何能继续动员全体民众为战争而死？因此，阿南主张内阁的声明应该包含“继续抗战”的口号，虽然已经在“跪”的路上，至少要显得有些骨气。

最终，日本的决策层陷入了僵局。即使内阁已决定投降，但他们却因坚持要“体面”而没有果断行动，导致了原子弹的投下。7月28日，当铃木贯太郎在记者会上回应三国的联合声明时，他用“黙杀”这个词来表态。原本，“黙杀”是一个极具模糊性的表述，既可以解读为“无视”，也可以理解为“不予置评”。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一表态被误解为“继续抗战”，进一步激怒了盟国。

8月6日和9日，美军向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造成了数十万人死亡。那些无辜的日本平民，究竟该怨恨谁呢？

表面上看，原子弹是杀死他们的直接原因，但更深层的责任在于那个已经失去理智的日本决策层，他们不仅未能在关键时刻做出理智决策，还将普通百姓的生命当作赌注。最后，成千上万的冤魂消失在历史的深渊中。

接下来，我再讲两个相关的故事。第一个是美国将军李梅，他曾主导燃烧弹轰炸东京，这一行动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原子弹爆炸。而日本政府在1964年竟然授予了李梅“一等旭日大绶章”，这个是除天皇以外的最高荣誉。日本右翼对此反应淡漠，甚至不敢再大声抗议。

第二个故事是执行广岛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西奥多·范科克。对于日本右翼的抗议，他和他的战友完全不为所动。他们认为，投下原子弹是为了结束战争，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甚至包括日本人。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在那场战争中，所有决策者都有自己的算盘，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精明计算，但这些计算最终却将国家带向了无可挽回的深渊。